乌克兰和伊拉克的内乱理论重新点燃西方国际政治热点理论:国际形势的多维图景

■卜永光理论的作用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是预测世界。

虽然许多学者声称某一理论的价值不能用预测能力来判断,许多社会科学理论也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但大多数理论的结论都会与现实世界的演变相比较,这样的比较结果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理论本身的命运。

随着冷战前后世界政治的急剧变化,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进入繁荣时期,各种新的理论、理论和判断层出不穷。

大约四分之一世纪后,世界政治的演变已经能够检验这些理论。

同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思也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世界政治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时,“国家不幸的诗人是幸运的”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历史经验的创造和发展。

历史变迁关键节点的巨大变化和不确定性往往会为各种理论的孕育提供广阔的空空间。

在我国,动荡的战国和民国正是各种理论碰撞最激烈的时期。在西方学术界,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前后,也是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三个繁荣时期。

其中,冷战结束时盛行的各种理论对我们生活的当今世界做出了许多预测和判断,尤其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

苏联的突然崩溃使先前的国际政治理论大吃一惊,并使它们陷入集体尴尬。

冷战结束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主导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两大流派。

前者强调国家实力的重要性,从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出发解释国际关系;后者则主张相互依赖的增强、国际制度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促进了世界政治中的相互合作。前者强调国家实力的重要性,并从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中解释国际关系。后者主张加强相互依存、发展国际体系和非国家行为者,并促进世界政治中的相互合作。

然而,由于两种传统理论都未能预测冷战的结束,强调概念和认知因素对国际政治影响的建构主义理论在后冷战时代应运而生。

因此,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呈现出三方对抗的趋势。

冷战的结束不仅带来了国际政治理论的新陈代谢和再分配,也促进了各种具体理论的兴起。

这些理论中的一些可以归因于三大流派之一,而另一些则徘徊在三大流派之间。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未来的国际政治舞台做出了不同的描述和预测。

其中,普遍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和“全球治理论”、现实阵营中的“文明冲突论”和“地缘政治断层论”,以及受建构主义影响的“软实力论”,引起了学术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然,虽然这三大理论在后冷战时代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不同的理论流派在特定时期内却相互领导。

其中,新生的建构主义试图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找到妥协。尽管它的影响力正在增长,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新生理论。就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而言,未能预测冷战的突然结束也使它陷入两难境地。然而,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被一些西方人视为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市场经济模式的胜利,这也引发了一度盛行的各种过于乐观的观点。在各种新旧理论的推动下,这一理论学派很快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并且曾经是冷战结束后最引人注目的时期。

在自由国际政治理念的影响下,全球化似乎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趋势。国家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和全球治理做法的兴起似乎正在引领世界走向一个世界。

然而,自由派的乐观观点从未缺少竞争对手和挑战者。

2008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出版了一本关于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的书,重点批判冷战后西方盛行的各种乐观观点。

卡根认为,大国之间竞争的加剧给世界带来了区域冲突的新威胁。伊斯兰激进分子对现代世俗文化的抵制将给世界带来新的分裂和混乱。冷战结束时世界和平的梦想已经结束。

就世界政治而言,自2014年以来,以乌克兰和伊拉克之间的内部冲突为标志,世界政治经历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动荡。

一方面,这种剧烈的变化促使人们重新考虑国际政治的三大理论流派。

另一方面,20多年前由各种具体理论做出的预测也正在被检验、验证或证伪。

总体而言,国际政治理论曾因未能预测冷战的结束而陷入集体尴尬,但在后冷战时代对世界政治的解读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了良好的预测能力。

新形势验证理论的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著名地缘政治学者布热津斯基预测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断层线将成为未来国际冲突的主战场,乌克兰处于断层线的核心区域。他甚至在著作中直接谈到乌克兰内战的可能性,并提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苏联的主要继承者美国和俄罗斯很可能再次走向严重的冲突和对抗。

自2014年初以来,乌克兰内战引发的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级,“新冷战”一词被频繁提及。

布热津斯基属于理论学派的现实主义者,他展示了惊人的洞察力和预测能力。世界政治的发展似乎回到了现实主义者描绘的画面。

虽然乌克兰的冲突远未结束,但一个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共和国和黎凡特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伊拉克大片地区。

伊斯兰国的崛起涉及极其复杂的宗教争端,并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如果乌克兰危机反映了世界的“地缘政治过错”,而伊拉克重新陷入内战则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文明过错”。

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倡导文明宽容,防止极端势力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

令我们不安的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组织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种破坏性的“文明断层线”已经蔓延到当今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

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强调“低级政治”的重要性,而现实主义者则坚持“高级政治”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传统的“高层政治”向“低层政治”转变的趋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高政治”领域的斗争更多地围绕军事力量和相关战略资源的竞争展开。它侧重于和平问题,但它经常导致国际冲突,甚至大国战争。“低级政治”领域的争斗更多地表现在经济和“软实力”领域的和平竞争上。它侧重于发展问题,导致国家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和“大国之间没有战争”。

这两大国际热点事件彻底打破了冷战末期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过于乐观的基调,凸显了现实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再次验证了现实国际政治理论的持久生命力。

乌克兰问题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后冷战时代由“低级政治”主导的“现实世界”观。

无论是欧美实施的制裁还是西方实施的反制裁,大部分都集中在军事力量的传统竞争和对石油等传统战略资源的遏制上。

这表明从“高层政治”到“低层政治”的演变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叠加关系。

由于乌克兰的冲突,曾经在叶利钦时代落入西方的俄罗斯被欧洲和美国完全视为外国人。冷战后形成的“新西方”或“大西方”严重分裂,以欧美和苏联尖锐对抗为特征的冷战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

虽然两大国际热点事件打破了冷战结束时自由派阵营的乐观泡沫,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打败了自由主义学派。

和过去一样,这两个主要理论从各自的角度描绘了世界政治的一面,它们的辩论将继续下去。

虽然“高层次政治”的回归增强了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说服力,但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俄罗斯,都不能像冷战时期那样,以牺牲“低层次政治”为代价,将大部分资源用于“高层次政治”领域的竞争。

因此,“现实世界”的演变不会简单地回到冷战历史。

在纯粹的“高度政治”时代,国家外交战略的焦点是以国防为主要焦点的传统安全问题。然而,在冷战结束后日益突出的“低政治”背景下,包括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蔓延在内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需要所有国家合作和治理的重要全球问题。

当前,“高层次政治”与“低层次政治”的叠加以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相伴融合,表明当前的现实世界是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理论流派描绘的画面交织中更加演进的。

多维理论描绘下的复杂世界理论总是服务于某些人和某些目的,特别是国际政治理论。

以“三大理论”为主体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一般都是“西方的东西”,许多学者已经知道了它们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

沃尔茨的理论是新现实主义的代表,它建立在美苏激烈竞争的时代。尽管苏联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但它也取得了美国作为西方领导人和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两极稳定理论”是它极力提倡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的领袖基奥汉(Kiohan)倡导自由制度主义,这种制度主义是基于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实力及其在国际机构中的政治实力。温特的建构主义在后冷战时代谈论了很多“文化”和“身份”,因为苏联解体了,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文化身份”在世界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当然,好的理论需要尽可能地反映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说教,这样它们也能或多或少地帮助人们理解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远比最复杂的理论复杂。

因此,在学术研究领域,即使是最好的理论也只能尽可能接近现实世界或其一面,不可能真正“还原”它,也很难准确预测它。

然而,即使是“盲人摸象”的理论也可能包含一些合理的解释,或者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部分真理”。

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三大流派中,现实主义理论是基于对世界历史长期经验的总结。它描绘的世界政治图景可能仍然最接近当今世界政治的最初面貌。当前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植根于全球趋势,因此善于描述“地球村”的宏观趋势和未来前景。

国际政治理论只能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革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概念”和“认知”等因素作用的建构主义理论,可能对世界政治的改善具有最大的启发意义。

国际政治理论的三大流派在现实世界中是统一的。在多维理论的描绘下,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人的网络,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既可以是一座山脊,也可以是一座高峰,不断发展和演变。

在未来世界政治的演变中,欧洲的历史变迁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现代史上战争最为频繁的欧洲,二战后通过区域合作实现了持久和平,欧洲联盟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

欧洲的经验证实了建构主义理论强调的“概念”和“认知”等因素的重要性,也表明人类的主观努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际关系。

面对当今世界在两大国际热点事件下再次出现混乱的局面,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需要共同努力,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开创世界政治的新面貌。

发表评论